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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男孩”和“伯克利

  “伯克利”是指印度尼西亚这样一批新主义学者:他们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被送到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培训,后来回国并在1965年军事后长期执掌印度尼西亚经济并推行新主义,给印尼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

  伯克利苏哈托,其占据了经济部门要职,同时还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向施压的渠道。他们所推行的,也是上述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所喜欢的一套称为“共识”的新主义政策。这些政策看上去似乎既公平又中立,但在这些教科书式的、简单的、的政策后,是霸权者的经济和政策利益。伯克利以新主义为武器,积极推行私有化,造成集团对国有资产海盗般的抢劫,为发达国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发展中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和国有企业提供了机会。而伯克利本身则通过支持,相互任命为官僚垄断企业董事会以及印度尼西亚银行、财政部和国家发展计划署等部门交叉任职而变得非常富有。

  伯克利推行的私有化,耗尽了国家资源,印尼的森林被砍伐殆尽,石油资源储备也被开发得所剩无几,国家欠有大量债务,贫困问题仍然困扰着印度尼西亚,甚至无法满足成成千上万人印尼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伯克利的所作所为祸国殃民,给印尼人民造成沉重,可是当面对别人的时,他们总是说,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的苏哈托总统没有经常地听他们的意见,也没有完全按他们的所说去做,否则所有事情都会变得很好!(这与某国某些人的言论“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来解决”何其相似)确实,苏哈托是一个和的下,而且在他的领导下裙带风和渎职行为发展到印尼历史上从未有过和程度。但事实是,“伯克利”制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并且带头实施之,上述大量的失败都是由其一手造成的。他们在为其主人服务的32年中享受了各种和。

  伯克利推行的战略和政策总是把印度尼西亚的利益置于美国霸权之下,把全球资本主义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与“救美国就是救×国、救欧洲就是救×国有异曲同工之妙”),使印度尼西亚在制定法律战略和经济政策时处于依附性地位。伯克利从来没有白“共识”并不是被设计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振兴经济,相反是用来为政策制定者背后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服务的。

  “伯克利”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他们控制了国家学术研究机构,占据各部门要职,独享学术界各种好处,而那些有智慧并能分析问题的学者则被在外。伯克利控制的研究机构经常能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国际发展署以及其他国际捐助机构的经费支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机构的研究结果总是支持“共识”和国际代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线了。通过这种机制,那些机构的被作为国家政策介绍到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建设的讨论中,连大众甚至那些精英都被了,以为这些机构撰写的经济研究报告都是的和客观的。

  为新主义政策在印度尼西亚的推行,伯克利,不遗余力,利用强大的国际背景,家他们的政策,推行他们的制定的经济方案,然而由于伯克利本身的性,必然导致失败和破产,因为他们只代表国内强势的特殊集团和支持他们的美国霸权者的利益,而给印尼广大人民带来的只有灾难。

  大量引述关于印度尼西亚“伯克利”的介绍,旨在揭露“伯克利”作为印尼官僚垄断集团和美国霸益的工具,通过推行新主义政策,实行私有化,国家和人民巨量财富的本质。“伯克利”与赫赫有名的智利“男孩”一样,都是美国为其世界霸权,世界人民财富的工具。美国霸权主义者与发展中国家垄断利益集团内外,通过其代理人推行新主义经济政策,大搞私有化,将发展中国家牢牢拴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战车上,并永远置于依附地位。由此也可以看出,推行新主义经济政策,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控制世界的一个重大战略图谋,虽在的表现各异,但基本手段和方法却如出一辙,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美国霸权主义者与发展中国家内部垄断利益集团相互,诱使其投降依附以为美国为首的资本霸权,为推行新主义经济政策大开方便之门;其二,以拉出去打进来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知识精英,美国的价值观;其三,扶持这些经过的实际代表美国霸益的知识精英占据发展中国家要害部门,主导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其三,通过这些美国观念的知识精英,推行美国的新主义政策,为美国源源不断输送利益;其四,利用发展中国家执政者的,成功的施政政策,使发展中国家内部官僚垄断集团与美国霸权深度,结为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剥削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其五,由于新主义政策本身的性和不可持续,必然导致失败和破产,发展中国家必然陷入经济发展停滞倒退,社会矛盾突发,国家动荡不安,其中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典型特征;其六,推行新主义政策的知识精英与精英不会自然地退出舞台,他们必然会死不地把新主义政策一推到底,直到人民起来把他们的那一天。

  “伯克利黑”帮也好,“男孩”也好,还有前苏联休克疗法俄罗斯精英无一不是美国向世界推行新主义的一枚棋子,是美国推行世界霸权,控制世界的重要战略手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谋求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竭力与接轨的中国,能够避免新主义的吗?对比以上美国推行新主义的棋子们,不是分明能看到中国到处着“伯克利”和“男孩”的影子吗?而且,鉴于中国的特殊地位,不是早就不避免地沦为新泛滥的重灾区了吗?不说别的,就说那些言必称美国的鹦鹉们,中国凡几?关键是这些鹦鹉们仅仅饶饶舌还罢了,而它们却正在垄断中国的话语权和学术界,是一个个别人惹不起也不敢惹的“学术权威”,更为可悲的是,当今的中国基本上政由其出,的主导权尽入其囊,至今丝毫未见松动的迹象。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式的“伯克利”必须,必须!

  (注:本文引用资料全部来自大学朱安东副教授《伯克利与印尼40年新主义经济实践透析》一文)

  大学是由约翰洛克菲勒于1892年出资4500万美元创办。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保守的、亲资本家的传统和名声,甚至被人戏称为“标准石油大学”(“标准石油”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司)。二战时期,随着一批重要学者的离开和去世,该校经济系经历过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但是,随着弗里德曼等人的加入以及其他学者的成长,该校经济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并大大发展了学派。学派的学者都鼓吹市场经济,主张应该由市场来解决各种问题并对干预持怀疑和的态度。他们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从而经济政策应该由专家制定并且这些专家应该远离那些自利、对过程压力的(外行)大众。

  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主流,而学派尚处于边缘的地位。但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从7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发现学派经济学更有利于实现其利益,因而将大量的投入到大学经济系。与此同时,在宣传的配合下,学派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越来越大。

  从50年代中期开始,大学的一批教授参与了把学派经济学“出口”到智利的一个项目。在该项目中,这些教授选送了一批经济学家到智利的一个大学去进行经济学教育,同时从他们在智利培养的学生中选取了一批学生(到70年代早期其总人数近百人)到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这批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在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又回到了智利。在皮诺切特靠军事上台后,他们都被提拔到了很高的,被人们称为“”。

  50年代早期,智利的学术界对学派的经济学是的。在智利最好的大学里,如智利国立大学,占主导地位的是普拉比什及其领导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所主张的结构主义经济学。这种学说主张,由于国际经济体系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从而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因此,穷国(如拉美国家)应该那些认为经济规律具有普适性的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经济政策。相反,穷国应该建立一个能反映其经济结构特点的分析结构和框架。根据国际经济体系中不平等的现实,他们主张穷国应该采纳贸易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政策。当时,这种学说不仅在智利的经济学界占主导,而且还受到商界的欢迎,因为贸易政策其利益。

  美国人意识到,如果学派的经济学能够给智利大众以“启蒙”,使他们认识到其对“外贸和外国投资”的认识是错误的话,将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还认为,如果大学的经济学家能够和智利当地的大学进行合作,他们所支付的美元将获得很好的效果。因此,从一开始,这个项目在美国的合作对象就排除了其他大学而专门给并不代表主流经济学的大学。

  刚开始,美国人在智利选择的合作对象是智利国立大学,但该校的经济学教授们并不欢迎这个项目。美国人只好和智利的大学商谈合作事宜。这个具有保守传统的大学即便在智利也算不上是一所好大学,而且其经济学很弱。虽然刚开始大学还担心学派对人的的推崇与所鼓吹的之间的冲突,但考虑到与大学建立的正式联系意味着可以极大地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且大学的经济学正好可以填补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许多空白,两校最终达成了合作协议。

  最初的合作协议由美国(和其他美国基金会一起提供资金)、大学和智利大学三方在1956年签订。这个合作项目共持续了8年。一开始,大学的经济学家被派到智利,他们了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大纲,并从本科毕业生中选送一批人到大学留学。这些留学生毕业后大部分都回到了智利,其中一部分人(主要是最初的几届学生)回到了大学接替了他们的美国老师。到1964年。这些“”已经完成了对智利大学经济系的控制。

  起初,这些“”在大学比较孤立。由于风格的教学方法太过抽象并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去太远,学生们并不喜欢他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赢得了一批忠诚的学生。美国的相关机构决定推广这种模式。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其他拉美国家的学生也被招到智利大学进行本科学习,学业优秀的毕业生则被选送到大学经济系继续学习。

  1967年以前,智利商界并不欢迎“”。因为企业家普遍对其大肆干预的观点不以为然。但一个偶然的事件带来了转机。在1967年发生的中,商界的们发现,整个智利除了大学经济学院外,几乎所有的教育机构都在学生中暂时关闭了。此后,“”就开始频繁地被邀请到那些由智利企业资助的思想库和发表或文章,但他们对智利的政策仍然没有什么影响力。

  1970 年,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阿连德对智利的矿业、工业和银行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国有化,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虽然这些政策在改善大活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政策设计和实施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再加上国内外资本家的反对和捣乱,智利经济陷入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结成了同盟,而“”也第一次在其中获得了友谊。

  1973年,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皮诺切特发动军事,建立了。皮诺切特当时要完成的任务首先就是控制通货膨胀并把前国有化了的企业私有化。但他们不懂经济,必须寻求专家的帮助。几经周折,他们寻求到“”的帮助,后者迅速拿出了方案并在关键经济部门中获得了一批重要职位(如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

  “”根据其所掌握的 “科学”开出了治利经济问题的药方:必须用“看不见的手”去代替“看得见的手”,即用市场去代替干预。被国有化了的企业立即被私有化了,公共开支被大幅度地削减,对国内市场的政策被废除,智利经济对外国贸易和投资。除了汇率仍然不允许浮动外,其他的经济政策都直接来源于学派的经济学著作。这是最早的“休克疗法”。

  为了支持“”推出的政策,弗里德曼、哈伯格以及哈耶克都访问了智利并发表了大量的。这些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并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么大。随着关税水平的大幅降低,进口替代制度被废除,非传统性的出口大幅增长。但与此同时,失业率也大幅度攀升(到1982年高达24%),分化急剧加大。为了,皮诺切特国内的者和者。

  高举大旗的“”如此自然地与一个合作并不奇怪。早在1965年苏哈托通过上台建立后,同样有一批美国培养的印尼经济学家与其合作并被提拔到关键的经济部门任要职,史称“伯克利”。他们推行的政策与“”的非常相似。有学者指出,这其实可以从学派的主张中找到答案。学派,其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与价值相关的应该是意识形态。因此,在学派的看来,如果一个允许他们这些掌握了科学的专家,为了公共利益而控制和制定各种政策,那么这个同样是很好的。而且,在他们看来,政体未必就是合适的,因为它往往被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所困扰。

  随着智利政策的实施,外国投资开始增加,经济开始增长。虽然失业率不断攀升,实际工资下降,但美国以及学派的经济学家开始鼓吹所谓的“智利奇迹”,片面宣传市场经济在智利取得的成就。

  与此同时,面对60年代后期开始并在70年代加剧的一系列经济问题,以金融资产阶级为首的美国阶级开始意识到必须打垮国内外的工人阶级力量,并摧毁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而学派的经济学正好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因而,从70年代开始,大量的(和各种基金的)资金被投向大学经济系,资助其研究、学术会议、和招收留学生。美国的则越来越多地给学派的经济学家提供发表见解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在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随后,学派的舒尔茨和斯蒂格勒又分别于1979年和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

  这样,学派在经济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和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一起逐渐成为美国和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派。新主义也从被个别国家所接受发展到被很多国家所接受。

  由弗里德曼等人所鼓吹的所谓“智利奇迹”并不值得其他国家羡慕。与1960年的水平相比,尽管1980年智利的实际人均 P上升了35%,但失业率从 1973年的 4.4%上升到 1983年的 22%,而且实际工资下降了40%。I970年,智利有2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到皮诺切特下台的1990年,该比重上升到40%。

  1982年—1983年,随着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智利的P下降了19%,学派所的市场的自动纠错机制却没有发挥作用。在实施政策后积累下来的大量外债,进一步加重了智利的经济危机并危及其金融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智利的第一代“”退出。为了对付危机,智利临时采用了一系列与学派理论相反的政策:直接干预并了大量的银行(包括已经被私有化的);大约50家企业被重新国有化;一系列的性关税被重新恢复。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智利经济重新进入了一个增长时期。但度过危机后,皮诺切特又部分恢复了前一个时期的政策,那些被重新国有化了的企业再次被私有化,另外一些“”又得到了重用。而且,这些做法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

  由于分化加剧,贫困人口增加等因素,的不满情绪不断上涨,皮诺切特在1988年的投票中败北并在1990年下台。尽管“”的领军人物在投票前称,如果亲联盟获胜将军带来的经济而且国家的经济管理将“社会主义的中央”,但投票结果表明并没有被。随着皮诺切特的下台,“”再次从智利中退出,但其制定的政策大部分仍被保留了下来。此后,虽然他们在学术界和商界仍然很活跃,但在已很难见到其身影。

  随着“智利项目”的成功,美国把该项目扩展到了其他拉美国家。除了从拉美国家招收本科生到智利大学学习和选送其中的优秀者到大学留学外,美国还在一些拉美国家“复制”智利项目。例如,在阿根廷,美国国际发展署资助设立了库依欧项目,让库依欧大学与大学和智利大学合作培养经济学家,仅1962年至1967年即选送了 27名阿根廷学生到大学学习经济学。

  随着大学培养的大量经济学家回到拉美国家,“”在拉美的影响也逐渐增大。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拉美的学术界(学派逐渐取代了结构主义学派成为了主流)和商界,还表现在(其典型就是智利)。他们对新主义在拉美的和泛滥起了关键的作用,也为“拉美化”的出现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推行新主义的过程中,美国的国际援助机构,国际合作局及其后继者国际发展署、福特基金会、富布赖特基金会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通力合作,牵线搭桥,提供资助。随着美国经济学界的“新主义化”,美国的合作教育机构也不再仅限于大学,而是扩展到了其他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

  美国有意识地对播其主张并不仅限于拉美地区。早在50年代,美国就在其中东地区的代理人以色列资助建立了一个学派的桥头堡——茅里斯富克经济研究所。该研究所对学派经济学在以色列的,以及后来以色列采纳新主义政策,都起了关键作用。这是美国控制其他国家经济并获取各种利益的手段之一。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利用各种援助和合作的机会在其他国家培养的精英人物。应注意的是,除了培养的经济学家外,美国还为其他国家培养军事和人才。美国设有专门的学校为拉美国家培养这方面的各种层次的人才。其中,设在佐治亚州贝宁堡的美洲军事学院就先后为拉美国家培养了近6万名,包括后来通过上台建立了的若干臭名昭著的人物。后来,由于该学院的名声越来越坏,美国在2001年将其名称改为西半球安全合作学院。美国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手段大致有如下六种:

  1、设法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接受了对美国有利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军事以及文化人才。最好是通过美国培养出来的人才,使美国的理论和思想被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精英和大众所接受,这样,这些国家的政策自然会对美国有利。

  2、设法拉拢、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经济军事精英,使他们或其家族的利益与美国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自觉地推行对美国有利的政策并打击反对力量。

  3、向第三世界国家派出经济等方面的顾问(尽量以私人公司的名义),相关国家向美国或国际组织贷款,使这些国家逐渐积累其庞大的外债并要求他们用其最值钱的矿产、石油等资源作。当这些国家无力还债时,它们用这些物抵债从而控制其资源。

  4、如果第一种手段未能奏效,有关国家的政策仍然对美国不利,则制造并利用这些国家的债务或经济危机它们接受对美国有利的经济政策,最好由世界银行或IMF之类的国际组织出面施压。

  5、如果有关国家仍不上当,其继续执行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则通过策动“颜色”等方式,利用非组织等老百姓,想方设法使那些不愿的重要人物下台。或者干脆支持有关国家的军人实施,甚至组织暗杀。

  6、如果上述手段全部失效,美国在需要的时候则寻找借口军事入侵,建立傀儡或寻求“国际托管”。

  总之,美国的政策是,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手段对第三世界国家从文化思想、经济、乃至军事等方面从软到硬地进行渗透和控制,以美国的霸权和利益。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要想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就必须在上述几个方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防止“堡垒从内部被攻破”。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相当程度的阶级和合作是不可能的,分化、民族、教矛盾太大也是不行的。这是由于在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与国际大资本、官僚买办资本相比,民族资本总是相对弱小的,只有得到工农阶级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才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去民族利益。这样才有可能打击国内的亲帝国主义,和发展民族和国家利益。

  “伯克利”是指印度尼西亚这样一批新主义经济学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被送到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培训,后来回国并在1965年军事后长期执掌印度尼西亚经济并推行新主义,给印尼人民带来了灾难。

  二战结束以后,运动席卷亚洲,这给美国早就计划好了的太平洋地区的“秩序”造成了。冷战开始后,遏制主义运动在新的亚洲国家的发展更成为美国的战略任务之一,而利用教育项目来为此服务则成为美国的重要手段。美国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恩拉斯克在1952年就说过,主义在亚洲的进攻不仅需要培训美国人去那里战斗,而且必须要用美国的培训机构去培养他们在亚洲的盟友。

  当时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形势对美国来说并非有利。刚刚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情绪非常浓厚,有一个深受人们爱戴的总统苏加诺。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印尼的力量非常强大,到1963年时是全世界除苏联和中国之外的第三大,拥有300万,其外围组织更是拥有1700万。正是在这种社会形势下,苏加诺在1957年开始对荷兰资产实行国有化,并成功地了美国人支持的一次叛乱。

  美国人则从上世纪5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他们在印尼制造出一个“现代化的精英”集团的工作,他们认为没有一个现代化的精英集团就不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虽然美国国际发展署非常愿意提供资助,但拿美国的钱来研究印尼的经济问题在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是令人忌讳的,故私人基金会尤其是福特基金会在印尼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从1954年开始发起使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项目。该项目刚开始时是与麻省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合作,当这种合作已经建立各种联系、收集到大量信息并获得相应的经验之后,便启动了与伯克利合作的项目。

  与伯克利合作的项目花费了福特基金会250万美元,而且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为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诺下台以后准备领导人。这个项目的本地合作伙伴是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其院长苏密特罗是该学院唯一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印尼人。他在荷兰获得博士学位,和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参加了在过程中与美国人的谈判。印尼1949年后,他回国担任贸易与工业部部长(后来担任财政部部长),与国内代表印尼商业和地主利益的党派关系密切,并在这个群体中颇有影响。这个项目一开始就用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取代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原有的教授,并把学院里的那些年轻的印尼教师送到伯克利去上学,逐步把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成为一个美国式的经济学、统计学和工商管理学的学院。虽然这一进程一度遭到苏加诺的反对,他曾经说要停止经济学教学,但当福特基金会以停止所有资助印尼的项目相时,苏加诺了。当伯克利的教授们在1961年—1962年从雅加达大学撤出时,第一批被送到伯克利受训的印尼经济学者已成回国担当起了这个学院的教学科研任务。

  在此期间曾发生了许多事情,对印度尼西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面已经提到,当苏加诺于1957年开始实施一些进步政策时,印尼的富商和地主阶层以及一部分心怀不满的军官搞了“外岛叛乱”。苏密特罗也参加了这次叛乱,在叛乱被平息以后,他逃亡到了新加坡。但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失去对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的影响力,与继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学生们在去美国或者回国的途中经常会去看望他,并把他的想法传递给有关各方。甚至经济学院的院长职位在他走后也一直空缺,没有任命别人。

  “外岛叛乱”还有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是支持叛乱的印尼社会党和另外一个代表印尼富商和地主的党派被取消了,且由于他们采取叛乱这种极端的行动来反对受到绝大多数支持的使自己的名声更差了,他们想靠选举来打败印尼并获取已变得完全不可能,即使有美国人在他们背后支持也是如此。美国人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印尼的军队。在新加坡的苏密特罗也在推动军队与印尼富商与地主阶层的结合以对付强大的并且还在不断壮大的,并公开鼓吹苏加诺的。并非偶然的是,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与军方的联系也变得更为密切。到1962年,学院的一些在伯克利拿到学位的教师已经经常性地到印尼军方的神经中枢——军事指挥人员学院上课了,并在此过程中与军方的高层建立了非常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而美国人早在50年代中期就与印尼军方的高层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和合作。在他们的帮助下,军方高层学会了如何把国内的学术资源利用起来并使那些经济学家成为军方的高级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这批人开始讨论“在苏加诺突然去世时防止出现混乱的紧急计划”,这些策划甚至成为公开的秘密。与此同时,美国人在培训印尼人员方面也是用心良苦,到1965年,总共有4000左右的印尼军官在美国莱文沃斯军事学习了如何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或者在布拉格军事学习了如何。此外,还有几百位印尼军官到哈佛大学或者是锡拉丘兹大学学习了维持一个大的经济体或者军事组织的技能,包括从工商管理、人事管理到高空摄影和航运等。而美国国际发展署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公共安全项目”还帮助培训和装备了印尼的系统。

  印尼军队成功地平息了叛乱之后,在国内事务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苏加诺宣布令后,军方成了印度尼西亚的绝对控制力量,他们在各地的军官从那些在1957年中上台的印尼官员手中夺取了省级的。因为担心印尼会在当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军方苏加诺取消了原定于1959年举行的并将之推后6年。在苏加诺的“有引导的”(guided democracy)体制下,军方很快获取了中更多的高级职位。不仅如此,军方还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他们事实上控制了许多重要经济部门,比如种植园、小型工业、国有石油和锡矿,以及国有进出口公司等。以至于美国人都评价说,在当时的印尼,军队和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军事—私人企业体系。

  然而,在民间,农民要求土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印尼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与富商地主阶层支持的军方高层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已不可避免,但似乎只有后者对此非常清楚。在美国人的幕后支持下,他们成功地把一场军方内部中低层军官高级军官的所谓“”变成了一场针对印尼及其同情者的大规模,据估计,约有50-100万人被。美国也报道说,河水被染成了红色,河流当中全是尸体,在许多地方太多的尸体来不及处理,成了卫生难题,等等。之后,印尼开始了长达32年的苏哈托军事。

  苏哈托上台不久,雅加达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们就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制定了一套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之后,在美国人的支持下,苏哈托任命了这个学院的5位教授为他的经济与财政金融事务专家组。到1968年6月,苏哈托组建了一个所谓的“发展主义内阁”,把国家的经济交给了包括苏密特罗在内的“伯克利”。此后,这群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跟随者几乎没有间断地执掌达40年,高度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经济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从1966年到2006年,印度尼西亚有过5任总统,体制也从军事转变为议会,军队系统也被重新,但在此期间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始终没有大的变化。

  “伯克利”最初的以及他们的学生在里占据了经济方面的要职,同时还充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向印尼压力的渠道。拉姆利甚至他们还负有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政策以确保符合想法的任务。他们所推行的,也是上述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财政部所喜欢的一套后来被称为“共识”的新主义政策。当人们刚开始看到这些政策时,看上去既公平又中立,但在这些教科书式的、简单的、的政策背后,是霸权者的经济和利益。

  第一,紧缩的财政政策是“共识”的一个支柱。其公开目的是为了促进宏观经济和价格的稳定,但背后动机是为了提供外债所需要的财政盈余。在教育、卫生、住房以及支持小企业发展方面的公共开支要求被缩减,以此为外国债权人而挤出财政盈余。

  第二,“共识”要求金融化以方便全球交易并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利润。

  第三,贸易化是为了在第三世界国家打开物品和服务市场。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仍然在使用配额、反倾销立法、大量的农业补贴、“自愿的出口”和其它非关税壁垒,以他们的工业和农业。

  第四,私有化和出售国有资产以便把在经济当中的作用减少到最小。在现实中,这些国有资产都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正如哈佛大学马歇尔戈德曼教授所指出的,私有化往往变成了对国有资产进行海盗一样的抢劫。这为发达国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发展中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和国有企业提供了机会。

  更为严重的是,“共识”在被给那些发展中国家时往往不给这些国家以任何的变通和准备的时间。这种休克疗法的结果,总是令人失望。那些像传教士一样到处鼓吹“共识”的新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意识形态狂热不给渐进主义和实用主义留下任何空间。

  “伯克利”执掌40年留给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遗产很难说是繁荣。从发展趋势看,印度尼西亚恐怕并不是下一个韩国,也不是下一个马来西亚,其新的历史角色越来越像菲律宾。不仅从经济总量增长上看印尼在此期间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从其他方面看,更是如此。在所有上述的经济体当中,印度尼西亚在财富分配、外债以及产业结构方面都表现得相当脆弱。在这些经济体当中,印度尼西亚拥有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并未被很好地利用来为印尼人民服务。到今天,印尼的森林被砍伐殆尽,石油储备也被开发得所剩无几,国家欠有大量外债。贫困问题仍然困扰着印度尼西亚,甚至无法满足成千上万印尼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伯克利”也未能对官僚体系进行。迫于薪水不够支付正常生活的成本,官僚体系盛行。人们也普遍感到靠支付的低工资无法生活,被作为生活中的常态所接受。“伯克利”及其学生通过互相任命对方为官僚垄断企业董事会以及在印度尼西亚银行、财政部和国家发展计划署等部门交叉任职而变得非常富有。正是由于有了太高的薪水,他们根本不关心那些拿着很低工资的公务员和军队士兵。工资并不在议事日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逼着公务员系统和军队系统进行,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要解决这个问题。

  “伯克利”的另一个巨大失败是在1997年10月亚洲金融危机之际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印进行干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无疑加重了危机,直到今天这次危机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损失还能被人们感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激起了和社会,导致几千万人失业、大面积的破产,银行再资本化的费用超过600万亿印度尼西亚盾,并导致百亿美元的新外债。

  在回答别人的时,“伯克利”总是说,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的苏哈托总统没有更经常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也没有完全按他们所说的去做,否则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很好。确实,苏哈托是一个和的,而且在他的领导下裙带风和渎职行为发展到印尼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但事实是,“伯克利”制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并且带头实施之,上述大量的失败都是由其操作层面的失误所造成的。他们在为其主人服务的32年中享受了各种和,现在试图逃避在此期间所作所为的责任,是极其不负责任和的。

  那么,为什么“伯克利”未能在40年的时间里给印度尼西亚带来繁荣呢?答案就在造就这些人的冷战根源里。 “伯克利”推行的战略和政策总是把印度尼西亚的利益置于美国霸权的利益之下。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能够通过执行“共识”而成功地实现工业化。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陷于停滞就是这些政策对其影响的证明。与之对应的是,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等抵制“共识”的国家的繁荣并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东亚模式没有像“共识” 那样试图减小的作用,而是在私人动机与公共支持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它们没有过多地依赖外债,也没有过早地金融市场。而亚洲最忠诚于“共识”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20世纪结束时却在痛苦地承受着债务、贫困、分化和灾难。

  把全球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使印度尼西亚在制定法律战略和经济政策时处于依附性地位。“伯克利”从来没有弄明白“共识”并不是被设计用来帮助穷国工业化,相反是用来为政策制定者背后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服务。共识模型的典型后果是一个从危机到债务积累再到危机的循环,正如80年代初期以来拉丁美洲所经历的。走出危机靠的是注入大量借来的资金,由此而积累的债务最终将带来下一次危机。而对于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来说,经济危机给他们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实施极端的工业和金融部门化的政策以及以低廉的价格购买这些国家宝贵资产的机会。由于本地企业在具有竞争能力以前就实施了化,它们只能被吞并或破产;而外债过多,使得外国利益集团能够影响甚至主导私有化的法律和条例的制定以及对自然资源财富的管理。

  “伯克利”行为方式的特点是服从而不考虑执政者是否、违反或者,和伦理、和都不在其考虑之列。他们非常乐于配合执政者在外国人面前利用他们这些技术官僚来软化其形象并改善公共关系,也非常善于利用,不时地把消息或者文件泄露给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日报或者周刊,使这些在市场上具有相对优势并保持与其亲密的联盟关系。那些为了增加影响力和可信度,刻意保持了在社会问题和问题方面非常浓厚的主义色彩,但在经济问题上它们总是极其保守。

  “伯克利”吸纳新的模式是基于个人忠诚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职业规范则变得不那么重要。这种组织原则了他们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的服从与忠诚。其中最的学生被送到美国学习以达到与他们的世界观保持一致,这些人一旦回国并掌握了,“伯克利”就把学术界的各种好处给他们,使之成为系主任、院长、研究所主任等,而那些有智慧并能分析问题的学生则很难得到这些职位。作为对忠诚者的回报,有的人还被首脑们任命为官僚垄断企业的董事会。但在“伯克利”及其跟随者的指导下,这些官僚垄断企业效益一直比较差。他们还给其领导们提供各种好处,如出国旅行的机会、在各种委员会中的席位,以及方面的回报。由于有着比公务员和士兵高许多倍的收入,“伯克利”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地位比普通的公务员、军事人员和普通人要高很多。与此同时,他们对民族主义和自主自强非常,不时予以公开。

  在控制下的学术研究机构也把忠诚、服从和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机构从其他控制的机构中获取资金支持,这些经费往往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国际发展署以及其他国际捐助机构和债权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机构的研究结果总是支持“共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线了。 通过这种机制,那些机构的被作为国家政策介绍到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建设的讨论当中,连大众甚至那些精英都被了,以为这些机构撰写的经济研究报告都是的和客观的。

  为了在国内外树立更好的形象,“伯克利”利用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国际发展署得到的资金资助了大量的国际咨询项目。这些受聘的顾问们组成了的公共关系机器,他们撰写书籍、和的文章,进行以“伯克利”的成就。这些公关机器出各种宣传材料,与有关系的不断发表这些材料,那些的研究机构和国际顾问们熟背这些材料并推广之,家们则在各方面的影响下他们的政策。

  为了新主义政策在印度尼西亚的推行,“伯克利”确实费尽了心机。当正在讨论当中的政策与“共识”的线不一致时,“伯克利”就会马上采取行动。他们把有关正在讨论当中的政策信息透露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发展署,这些机构马上在它们的报告中严厉地这些新的政策。在更多情况下“伯克利”更倾向于使用这种策略,即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达成的贷款协议当中附加各种强制实施共识政策的条款。拉姆利地说,“伯克利”在积极地与国际组织共谋以取消印度尼西亚的主权方面从来就不缺乏各种。

  进入21世纪以后,“伯克利”似乎已经比较难以保持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的荣光了。过去的几十年,新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造成了严重后果并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已经基本破产。在过去的10年中,就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明显改变了其新主义意识形态(美国财政部似乎还没有跟上其他机构的步伐),公开在有大量全球热钱流动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金融化(包括过早地资本账户)会极大地增加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在他们关于东亚的2007年报告《东亚的复苏:增长的》中,世界银行已经承认,必须采纳相应的政策以克服市场的不完善。简单地放弃对市场的干预,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合适的发展政策模式。但 “伯克利”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跟随者们仍然充满了激进的新主义意识形态,继续重复那套旧的说辞,即失灵总是比市场失灵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必须靠他们来印度尼西亚不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这种说辞在今天已经越来越缺乏力了。事实是“伯克利”才代表了一个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即代表着他们在的支持者们的经济和金融利益。

  “伯克利”与这个时代脱节的另外一方面就在于他们的行为方式已经与后苏哈托时代的原则不相容。“伯克利”的行为方式非常像一个真正的:秘密、排外、服从于权威且外人。由第一代“伯克利”形成并由第二代、第三代继承的封建的行为方式在一个社会当中已经无法存在下去。以前,他们只需要让苏哈托把他们的政策通过法规强制推行下去就行了,现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要有以事实为基础的具有力的论述,而不仅仅是服从那些纳入到世界银行贷款协议当中的条件,领导者必须要向人民以及人民在议会当中的代表们说明他们的政策是要解决绝大多数人关注的问题并促进国家的利益。随着“伯克利”在印度尼西亚政坛的淡出,人民拥有了更多的制定经济政策的。